如果要了解人性的恶毒和阴险，必须认真阅读和细品三国的历史，因为的三国历史是中国历史记载史料最丰富，观察历史的角度最多，视野最深远的一次。这个阶段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被描述得活灵活现，让人不禁动情。

　　正因为如此，民国学者李宗吾先生以三国三个建国者曹操、刘备和孙权为人性标本，分析人性的险恶本性即厚颜无耻和黑心歹毒的本性简称厚黑本性，李先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大文人，他称自己这一研究成果为《厚黑学》。李先生认为要在人心险恶的社会里成就大业，有志于成就大业者必须进行厚黑双修，达到厚不可测，黑而反光的修为程度，否则将一事无成。

　　李先生认为，曹操是中国历史上厚黑双修的登峰造极者第一人，曹操命名挟持皇帝，他却宣称自己是辅助皇帝，要天下人对他歌功颂德，可谓厚颜无耻至极；曹操疑心重，为了自保而不择手段、心狠手辣，他常因为捕风捉影的事情，杀害恩人和手足兄弟，对外人更是刀起头落，从不眨眼，可谓黑心歹毒至极。正因为如此，在同代弄潮儿中曹操成就最大。

　　刘备是与曹操搏杀到最后的两个主要对手之一，他在厚黑双修的方面肯定也非常优秀，他厚颜无耻方面与曹操不相上下，但是黑心方面的修炼不及曹操，刘备有时候还心生怜悯、该杀不杀，明知道孔孟仁义道德是约束天下百姓的缰绳，他却傻乎乎当真去做，说明刘备假仁假义，脸皮还不够厚！因此，刘备只能落得被曹操和孙权暴打，落得赶出中原，丢失荆州，龟缩在四川一地等待亡国的悲惨命运。

　　按照李先生的理论，孙权也是厚黑双修方面的卓越者，否则可能在曹操死亡、魏国亡国后，吴国仍然屹立不倒。但是吴国最终没有得天下，亡国于晋国皇帝司马炎之手，这说明孙权在厚黑两面不及曹操，更不及司马炎！

　　司马昭是曹操头号军师司马懿的儿子，而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儿子，司马懿不仅是军师而且是军队统帅，他是那个时代的顶级奸雄，曹操的很多厚黑功力都是司马懿所赐，所以司马炎的如此厚黑也就不足为奇。

　　司马懿临终前给子孙们的教诲是“受人之辱，不动于色。察人之过，不扬于人。觉人之诈，不愤于人。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欲为苍鹰，勿与鸟争！”，如此可见司马懿将自己一生，怀抱鸿鹄之志，在为人处世上，藏而不露，荣辱不惊，洞察善恶而能不动声色，暗藏杀机而能审时度势，待时而动的人生心得和信条传授给他的接班人。在如此家教之中成长起来的司马炎岂能是凡间之物？！

　　蜀国被司马昭所灭，司马昭灭蜀国时，得到魏国驻扎在今陕西宝鸡一带地区氐族军阀的鼎立帮助，氐族是蜀国的古老民族，是古越人的嫡系族裔，是古蜀国的贵族后裔，氐族人出身于古蜀国的农耕戍边军户部队，因此氐族人不仅精通农业，而且精通军事和文化。

　　氐族从古至今居住在松潘高原、秦岭南麓的汉中及北麓的宝鸡（古称陈仓）一带，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在汉中封汉王，刘邦起兵与项羽争天下时，得到了氐族首领和全族人民的鼎立支持，氐族人积极加入汉军，与刘邦一起打天下，为刘邦建立汉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汉朝开国后，刘邦将氐族故地全部封给氐族人，并将汉朝西北边境交给氐族军队驻守。汉朝灭亡后，氐族人和氐族军队依附魏国，因此，氐族人和氐族军队支持司马炎及其军队消灭蜀汉国很正常。

　　氐族人是四川和陕西关中的土著民族，他们对四川各方面的情况非常熟悉，因此他们不仅帮助司马昭消灭蜀汉朝廷及其军队，而且还帮助司马昭对帮助蜀汉朝廷的彝族等土著势力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清剿，这导致彝族等土著民族逃离四川，迁移到云贵高原各地，并通过青藏高原东北部山麓，通过河西走廊迁移到中亚和中东，彝族将他们的篝火文化和彝文化带到中亚和中东，为拜火教等中东本土宗教的产生提供丰富的文化养分。

　　司马炎的为人和手段，以及蜀国被灭国的惨烈故事，吴国朝廷和贵族们肯定多有耳闻，因此司马炎带领晋国（司马炎篡位后建立的国家）的千军万马气势汹汹地杀向吴国时，吴国那些贪生怕死的王族、贵族、士族和富豪们肯定都吓得不轻，因此吴国上层阶级听到司马炎兴兵灭吴的消息后，他们纷纷在长江入海口各个码头准备了无数航海大船和奴婢，渡海逃亡琉球、日本和菲律宾等岛国，以求人财保全。从此吴国的王族、贵族、士族和富豪们将吴国生活方式，生产技术，以及汉文化带到了琉球、日本和菲律宾等岛国，奠定了琉球、日本和菲律宾的建国基础和文化基础，

　　因此，日本人的服装一直被称为吴服，日本语也保留着吴语的发音方式和众多词汇，汉字也成为日本的法定文字，日本很多风俗也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风俗相近。如果没有这次吴国上层阶级东渡日本，也许当今日本文化形态不会比当今太平洋西南地区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的土著文化好多少。

　　司马懿家族是一个典型的军政流氓家族，这样的家族治理国家的结果可想而知。

　　公元265年，司马炎篡位灭魏，建立晋朝后，司马家族开始登上中国帝王舞台。晋朝建立后，司马炎的基本国策是稳定国内和边疆，积极备战，准备消灭吴国。晋朝建立在魏国的基础上，魏国是建立在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社会基础之上，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控制中国社会的势力主要是士族（或世族）阶层，大士族往往文武兼备割据一方的军阀，虽然通过残酷战争各地士族武装已经朝廷铲除，但是士族首领仍然是当地的实际统治者，为了安抚士族，稳定地方社会，一般朝廷都给重要士族封官进爵，让他们为朝廷服务。

　　晋朝为了统治全国仍然继承汉朝分封制，分封亲王管制各地，但是为了避免封国割据，与朝廷为敌，晋朝削减封国的郡兵，取消地方常备军队。如此操作使国内得到稳定。

　　但是，帮助晋国镇守边疆的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士族势力对晋朝的国策极为不满，他们认为他们为晋国南征北战、立功无数，没有得到晋国应有的封官进爵，现在还要削减他们的兵力，压缩他们的地盘，挤压他们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匈奴、鲜卑等边疆大士族势力首先对晋朝发难，晋朝即刻陷入战争和动荡之中。

　　公元270年，河西鲜卑领主秃发树机能发动叛乱攻击晋朝军队，次年盘踞陕西关中地区匈奴首领刘猛率领大军出函谷关，兵锋直指晋朝都城洛阳。

　　公元272年，通过两年多战争晋军阻击匈奴军的入侵，最终司马炎派晋军大将何桢招降匈奴大将李恪，从而平定匈奴首领刘猛叛乱，但是大部分匈奴军及其家属安顿在洛阳京畿地区附近，为西晋灭亡埋下祸根。

　　公元275年，为了解决前线士兵不足的问题，司马炎释放奴婢替代士兵屯田，将大量士兵调往前线作战，在晋朝大军强大攻势下，鲜卑首领树机能率兵众归降晋朝。同年，在晋朝兵锋威逼下，漠北鲜卑拓跋部沙漠汗出使晋朝，与晋朝结盟，晋朝派大将马循出雁门关，平定漠北鲜卑。从此晋国边关得以安宁。

　　国内和边关稳定后，司马炎派羊祜镇守襄阳与吴将陆抗对峙，防御吴国；派王濬于益州大造船舰，准备顺长江而下消灭吴国。

　　公元280年，通过周密军事准备和凌厉战术晋朝一举平定吴国，中国从此再获统一，晋朝开始中国大一统。

　　从公元280年到公元291年，晋朝只维持了短短的十一年的和平稳定局面，随后国家又陷入“八王之乱”引发的内乱，并导致鲜卑、匈奴、羯、氐、羌等民族武装入主中原，造成军阀混战，最终导致西晋灭亡。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晋惠帝继位。晋武帝的岳父杨骏托孤辅政，朝廷派出汝南王司马亮镇守许昌。野心勃勃的皇后贾南风干政。当时杨骏执政，与贾后对立，杨骏为了巩固自身势力，任命其亲信掌管禁军，此举使宗室诸王与某些大臣不满。

　　公元291年三月，贾后藉由楚王司马玮（司马炎之子）除去杨骏及其势力，任命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之子）与卫瓘掌政。不久贾后利用楚王司马玮与汝南王司马亮不合去除汝南王及卫瓘，再以伪诏杀司马玮，任命张华、裴頠及贾模等人掌政。

　　至此贾后夺权成功。所幸张华等人同心协力，尽忠职守，政局得以稳固。此时关中羌氐叛。

　　公元294年匈奴首领郝散率兵反叛，不久被晋军平定。

　　公元296年，匈奴首领郝散其弟郝度元以齐万年为首，联合西北马兰羌人、卢水胡人叛变。

　　公元299年，叛军齐万年部被晋军平定。晋军将领江统和郭钦都曾建议晋朝廷将胡族强制迁离中原，他们所著《徙戎论》提出更完整的主张，但是晋朝廷不从，他们要施行对优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不强制迁徙那些已经入驻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到域外，同时他们也没有对有野心的分裂想法的异族和本国贵族采取迁徙和防范措施，朝廷的这些操作给国家造成了极大危害。

　　由于太子司马遹非贾后所生，贾后意图废除，八王之乱由此开始。

　　公元300年，太子司马遹被贾后污蔑谋反，被废。赵王司马伦采纳孙秀计，挑拨贾后杀掉太子。而后赵王伦联合齐王司马冏以替太子报仇为由，发兵除去贾后及其党羽，赵王伦专政。

　　公元301年，赵王司马伦篡逆称帝，改元建始，惠帝退位为太上皇。三月，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三王联合常山王司马乂（后封长沙王）伐司马伦。五月去除赵王伦及其党羽，惠帝复位，齐王冏专政。

　　公元302年，成都王颖及河间王颙派军讨伐齐王冏，长沙王司马乂联合宫廷将领于京城洛阳响应。齐王司马冏及其党羽被除，长沙王司马乂掌政，被外戚羊玄之遥控。

　　公元303年，成都王颖联合河间王颙率军攻击洛阳，讨伐羊玄之等人，但被长沙王乂屡屡击败。

　　公元304年初，洛阳城缺粮，宫廷将领逼东海王司马越奏免长沙王司马乂，开城投降。长沙王乂被河间王颙将领张方杀害，成都王颖迫惠帝立其为皇太弟，河间王颙为太宰，东海王越为尚书令。成都王颖胜利后，班师返邺，政治中心北移。而后宫廷将领陈轸集结各方兵力，挟惠帝讨伐成都王颖。最后失败，晋惠帝被俘，东海王越逃至其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北），河间王颙将领张方占领洛阳。

　　但不久，司马越的亲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及幽州刺史王浚联合异族鲜卑、乌桓等势力击败成都王颖。张方挟晋惠帝逃至洛阳，拥有关中及洛阳的河间王颙与东海王和解，最后成都王颖被废，河间王颙改立司马炽为皇太弟。

　　公元304年，司马颖遭王浚和司马腾围攻，遣匈奴领袖刘渊回并州发兵支援，刘渊乘机宣布独立建国。

　　公元305年，司马越在山东再次起兵，西向进攻关中。

　　公元306年，东海王越攻入长安。司马颙和司马颖败走，司马模占领长安。东海王司马越迎惠帝还洛阳，随后成都王被害，晋惠帝被司马越毒死，其弟豫章王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由东海王司马越摄政，八王之乱至此结束。

　　在八王之乱期间，晋朝国内到处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內迁少数民族受到当时士族统治者加倍的极端压迫，迫使内迁诸民族乘机纷纷举兵造反，寻求独立谋生，因此造成五胡乱华的旷世大劫难，永嘉之祸后士族百姓纷纷南渡自保。

　　在八王之乱期间，“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有十六国，分别是：成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南燕、西凉、北凉、大夏、北燕。后世由此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实际上先后还有冉魏、翟魏、西燕、桓楚、谯蜀、前后仇池等僭伪政权。

　　当时，作乱中国的外族有匈奴、羯、鲜卑、氐、羌、卢水胡、乌桓、巴氐及高句丽。

　　八王之乱期间，地方势力不断膨胀，少数民族中的分裂分子陆续叛变，氐族李雄在益州逐渐势大，于304年称王，两年后称帝，国号成，与罗尚在巴郡对峙。

　　308年匈奴首领刘渊称帝，国号汉，割据山西西南部。由于晋朝在中原解除武备，无力平定叛乱，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严重动摇了统治基础。晋室在八王之乱后面临一场覆亡危机。

　　刘渊为了要扩充版图，遣子刘聪攻打洛阳，多次被击败。石勒及王弥掠夺关东各州，石勒吞并王弥，脱离刘渊转战南下。

　　公元310年，刘渊去世，刘聪杀新帝刘和自立为帝。同年，石勒经宛城、襄阳，掠夺江汉一带，隔年北返。当时关东又有蝗灾，洛阳缺粮，鲜卑拓跋部猗卢等欲派兵防御洛阳，司马越以无粮推辞，并率朝中重臣及诸将东讨石勒，怀帝困于洛阳。

　　公元311年，晋怀帝与司马越的矛盾爆发，密诏苟晞伐之，随后司马越病逝，王衍率军归葬封国。当他东行至苦县（今河南鹿邑县）时，遭石勒袭击，晋军精锐受屠尽亡，重臣降后被杀。此时洛阳空虚，被刘聪、王弥兵攻破，杀害官员百姓三万馀人，掳走晋怀帝，史称“永嘉之祸”。

　　公元313年，晋怀帝被杀，晋愍帝于长安继立帝位，刘聪派刘曜持续攻打。

　　公元316年，晋愍帝投降，最后受辱被杀，至此西晋亡。而后，各族陆续在北方建立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

　　西晋亡后，在北方尚有多个忠于晋朝的地区，即并州北部刘琨、幽州段匹磾、冀州的邵续、青州的曹嶷、徐龛；东北还有慕容廆、段眷；北方还有代王；西北凉州还有张氏集团。然而，并州刘琨先被石勒击溃，投靠幽州段匹磾。段匹磾则奉东晋王敦密令将刘琨处死，之后段匹磾也被石勒击败。刘聪死后，部将分裂，叛逃的多达二十万户，晋军也一度攻打到离其都城不远的绛县，靳准杀刘粲，建立晋藩天王制度，向晋朝臣属，不久遇害。石勒占领了河东，刘曜也抛弃汉旗号，两人都自立为赵国。刘曜载记：在凉州张寔去世之后，其弟张茂向前赵的刘曜称臣（张轨传记载张茂未降并打败了刘曜）。与晋朝对立的三个割据势力，在当时占领了晋朝五分之一的国土。

　　西晋灭亡使从秦朝、汉朝、三国、魏国等继承和积累下来的国家文化典籍、技术法式、文献档案等全数落入异族之手，或者随着朝廷外逃人员流失域外。因此造成中华文化大量流失，以及众多涉及天文、地理、冶金、材料、军事、工程、制造、农业、医学等保密技术、单传技术和专利技术的流失和失传，中华文化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当然，这些流失域外和海外的国家文化典籍、技术法式、文献档案等给中国周边地区的文明发展注入极其强大的养分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