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之始，详齐、纪，悯王之息也；《春秋》之终详吴、越，悯霸之裂也。取人之国曰灭，国君兵死曰灭。齐人兼纪，吴子死战，而不曰灭，《春秋》之所悯也。悯之深，故不忍直言之，若纪侯之敝屣其国，而吴子之以令终者然，不忍天下之遽变也。

　　王者服天下以道，霸者服天下以威，战不为却，讲不为释，终恃其莫御之力而卷其国土，于是而天下始弃道以崇威。霸者以威服天下，乱人以诈徼天下，相与用诈，诈胜则胜，诈不胜则败以死。

　　成败生死，无必然之势，取决于一日之机变，而固有之威亦不足恃也，于是而天下始崇诈以为威。道之弃，威之崇，夏、商之末或有然者，而东周为甚。

　　威之莫必，诈之取盈，五霸之兵犹未然也。始于吴、越，延于刘、项，而不知所终。崇威而管子之书兴，尚诈而孙、吴、尉缭之说起。上以为术，下以为教，三代之遗民，死者积矣，故君子悯之深焉。悯之深，言之不欲出诸口，去纪侯而卒吴子，非仅以全纪侯而为吴子隐也。

　　二

　　齐之霸，始于好，成于兵，文治也；晋之霸，始于兵，成于好，质治也。文易弱，质易强，故齐易世而衰，晋八世而后替。先其文，后其质，功利成而天下不著于功利。先其质，后其文，揭功利以服天下而以据功利于己，晋之自为计得矣，齐其犹为天下恤邪？

　　故北杏之后，衣裳之会九出，垂亡之国三存，然后陉亭之师起。故子曰：“不以兵车，如其仁。”

　　虽然，桓之会盟亦已亟矣。驰所与之数国，频征而频见，易一事则又惊相誓也。旦取而纳之怀，夕取而附其耳，唯恐其有失也。弱者疲而强者窥其浅矣。

　　耄而携，没而叛之，不亦宜乎？故以质治者，非专自实也，专自实则损天下，晋德之所以谲于齐也。以文治者，无过求人也，过求人则己无权，齐霸之所以不克世也。善治者，其唯简乎？简而文，文而不惭，是谓王道。

　　三

　　天下之势，极则变，已变则因。春秋之始，齐、宋、鲁、郑之用兵亟矣，齐桓反之，故北杏之后，二十五年而后为陉之师，民怀其惠，诸侯倚其安矣，极而变之道也。齐之合诸侯也十五，兵争之变为信好，已定矣。

　　晋文因之，故不假会盟而即为城濮之师，仍天下之合，奋用其气，已变则因之道也。

　　宋襄不善因，犹亟于会，故偾于兵。善师齐桓者唯晋文，唯不相师，是以善师焉。宋襄步趋齐桓，所取法者齐桓，一用而不可再之道也，不偾何待！

　　四

　　齐桓之起，主宋以用兵，犹周班也。在位二十年，天子赐以命，而后救郑之役乃为宋主。故齐不得召廖之赐，不能兴救郑之师；晋不得王城之飨，不能起城濮之甲，与楚均为列国，以争命于中原。天胡以佑，人胡以助，胜败之数，莫之必矣。宋襄以意主盟，以气用兵，挟周之淫威以逞，而视周若遗，徒以其力，不能当楚力也久矣。

　　袁绍之屈于曹操，刘毅之折于刘裕，沈攸之之挫于道成，彼窃人者且必有奉以兴。论宋事者，乃欲岳飞抗金牌以遂朱仙之役，退不厌于公论，进且困于强敌，义与功而俱陨矣。借飞之出此也，一固请而往之翚，拜表辄行之温也，不得复为飞，而又何以战耶？

　　五

　　喜事之君，以战功始，常以力役终。雄心无所戢，必有所寄，民困相因，弗之恤也。庄公在位三十二年，兵十七出，而亲履戎行者十有三。洎乎暮年，城邑台厩，未浃三年而役七举，自用已无不足，而用物多见其有余。鲁之敝自此始矣。

　　故立国之道，匪见衰者无盛，匪见盛者无衰。威加于外，观美于内，皆见盛也。秦政外灭六国，拒北胡，而内侈阿房、骊山；汉武外走匈奴，通西夷，而内侈柏梁、建章；唐玄外扩受降，争六诏，而内侈华清；宋徽外图燕云，县峒夷，而内侈艮岳。

　　力足以争，财足以给，则必糜之以向于穷，人事之屈伸、物理之消长也。使之数君者，无盈可见而不见盈，亦何以如斯之不知归也！虽然，利害之报，亦有差矣。

　　不见盈者勤于兴，见盈者勤于敝。见盈于兵，力衰而止；见盈于役，力不易竭而日亡。

　　见盈于兵，不见盈于役，兴之；徒见盈于兵，复见盈于役，敝之；徒见盈于役，不见盈于兵，则亡而已矣。

　　鲁庄、秦政、汉武、唐玄始以兵，终以役；宋徽始以役，终以兵。始以兵，终以役，犹雄心之反也。

　　始以役，终以兵，其兵也戏而已矣。此宋徽之所以国沦于敌而身为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