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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沈复的建议办，那汉堡的事情就好办了。

　　朱靖坚的汉王护卫军团，已经完成了事实上的政变，而且做的非常的彻底。

　　原有的行政机构成员被一锅端，各个机构的首脑大部分被杀，只剩下三个投降效忠最快的活了下来。

　　整个城市的所有街道和广场也都已经被民兵控制。

　　两万士兵控制八万人口的城市，那根本是毫无悬念的事情。

　　在如此巨大的劣势下，被抓的各机构成员只能认怂，宣誓效忠他们的新国王。

　　朱靖坚最初的宣称也直接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落实。

　　汉堡成为汉诺威领地的一部分，废除原有的全部纵向和横向的协商机构，所有权力全部属于国王本人独断。

　　汉堡的军事政变也确实成了典型。

　　当时被杀的汉堡议长和公社长等人，在中枪死亡之后都被专门拍下了照片。

　　其他议员和其他机构成员，被士兵全部抓栓成一串，然后向国王宣誓效忠的画面，也都被拍下了了照片。

　　沈复写了一份说明，声称汉堡议长和公社长等人，裹挟汉堡市民公然对抗国王，拒不服从国王命令，被国王护卫军团处决。

　　议员、公社成员、行会会员等聚众对抗，被护卫军团集体俘虏，宣誓效忠国王之后被释放。

　　照片和沈复的说明被复制了很多份，分批送到德意志各地。

　　其他所有的城市的驻军和新藩国君主，拿着这些说明重新接管分给他们的城市，迫使当地的原有机构全部服从。

　　这些商业城市本来就是消息灵通的地方，汉堡发生了什么也很快就传遍了德意志地区。

　　汉堡的议长和公社长是德意志地区的知名人物，相当于邦国君主。

　　其他城市的议员和商人们，当然也都想象不到，原本汉诺威国王就是准备屠城，只是最后变成了政变而已。

　　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分析判断，是大明来的君主要求绝对权力，与汉堡议会和公社谈判破裂。

　　最终才命令大明的军队直接控制城市，控制所有议员和商人强迫他们服从的。

　　他们参考汉堡的情况，知道自己如果不服从，汉堡就是样板了。

　　所以汉堡的事情传开之后，其他各地城市的接管就变得轻松了很多，几乎没有商人敢叫嚣着谈判了。

　　朱靖坚自己的示范效应最好，他亲自带兵去接受不莱梅的时候，直接率领一万军队进城。

　　控制议会等机构后，当场要求议会和公社成员向自己效忠，对方就直接答应了。

　　朱靖坚的初心极其恶劣，但最终的结果可以算是还不错，只是汉堡的议长和公社长一群人白死了。

　　汉堡和不莱梅以及其他的大小欧洲城市，汉诺威王国和其他的大明欧洲新藩国，莱茵河地区和其他归属大明欧洲省的地区。

　　当地的人和产业的总体大概情况，实际接管治理过程中遇到的比较特殊的新问题。

　　这些方方面面的信息，都通过当地的大明藩国君主、大明朝廷和藩国的官员、大明朝廷的驻军体系、西厂的情报体系。

　　分门别类的不断汇聚到顺天府的对应接收机构。

　　西厂和以往一样，定期准备概括性的汇总报告，直接送到朱简烜面前，让朱简烜查阅世界各地的大致情况。

　　朱简烜这个皇帝，也确实如朱靖坚说的那样，已经能够通过不断扩张的电报系统，随时掌握整个世界的主要情况了。

　　这些消息当然不可能完全真实，朱简烜也没有精力依次翻阅原始报告，但这已经是真正的前无古人了。

　　下面的很多普通官员猜测，皇帝对这些事情也许不怎么感兴趣，应该看一眼就放在一边了。

　　但是朱简烜这个穿越者，看着大明人对欧洲城市和乡村管理制度的改造，心中有一种独属于自己的特殊感慨。

　　朱简烜发现，前世神洲发生过的事情，以一种完全颠倒过来的形式，在欧洲大陆上上演了。

　　在原有的历史上，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走过很多弯路。

　　因为近代中国本身的虚弱，对照欧洲各国当时的强盛，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当时本能想要学习西方的方方面面。

　　他们当时并不完全清楚欧洲人强盛的真正原因，学习的时候自然就会盲目。

　　经常忽略东西方之间的固有差异，没有意识到在欧洲社会适用的东西，在神洲的环境下未必适合，做不到因地制宜。

　　在城市和乡村的管理制度上，在行政区划方面就犯过这方面的错误。

　　首先是在民国时期，主动从西方借来了“city”的概念，在中国也尝试建设“城市”，认为这样能促进工商业发展。

　　欧洲的城市和乡村是分开的两个体系，乍一看上去觉得城市建成区是单独管理的。

　　于是当时也将中国原有的“府城”的核心区，将人口比较密集的建成区和工业区划出来，独立设立为“城市”。

　　府下属的其他县域，甚至是县城下属的乡村，都跟城市建成区分割出来，交给省去管理。

　　但是神洲地区的府城的概念，跟欧洲的城市概念相差甚远。

　　神洲古代城市最重要的一层身份，始终都是中央帝国朝廷在地方上的行政中心。

　　神洲的城市本来就在帝国的管理体系之内的，是周围农村地区的核心。

　　直接生搬硬套欧洲经验，完全颠覆了神洲本土的传统。

　　造成了非常麻烦的行政问题，在后续的上百年里面都没有真正解决，最终又事实上倒车回去了。

　　欧洲国家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形成了复杂而繁琐的地方自治传统。

　　一个封建领主得到了一份土地，通常会承诺不改变地方的传统和法律，只是要求当地向他交税就行了。

　　大领主的大部分土地都处于某种自治状态。

　　领主相当于在很多个小区有房子的包租公，要做的事情就是定期到各个房子里面去收租。

　　甚至可以不上门去收，让对方主动送过来都行。

　　因为不需要掌控和处理地方上的具体事务，所以这种大领主可以管理非常多的下级机构。

　　直接挂在领主、国王下的下级机构，就算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也没问题，做好记录定期去收对应地方的税就行了。

　　但是神洲帝国是中央集权国家，权力传递是自上而下的。

　　每一个省府州县都是中央朝廷的延伸机构，每一个延伸机构都需要上级的授权，多个延伸机构之间的合作都需要上级协调。

　　根据后世的实际管理经验，一个上级机构能够直接管理的下级机构数量，是有一个大致极限的。

　　效率最高的是五到六个，能保持比较高效率的数字是十个，超过三十个之后就很难管了，超过五十个就就可能出现混乱了。

　　将神洲地区的府城建成区单独设立城市，将其他普通农业县区全部交给省。

　　省要直接管理的县的数量，就会达到几十甚至上百个，再加上独立出来的那些城市，省的下属机构基本都有一百多个。

　　这种情况下省根本管不过来，各个部门的官员都不知道下属都有谁。

　　管不过来的时候，就不得不设置都察区、专员专区、地区办事处之类的派出机构，专门负责管理某几个县区的事务。

　　这些派出机构需要有办公的驻地，而交通最为方便，最适合当驻地的地方，恰好就是独立出去的“城市”。

　　毕竟城市本来就是当前地区的核心，很多都是战略要地，本来就是负责管理这一片区域的。

　　所以后来很多行政专员的驻地机构，就又放在了已经独立出去的城市里面了。

　　这就相当于管理县域乡村的机构，与管理城市地区的机构，都放在了同一个城市之中。

　　那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干脆省略一套重复的机构，让这些城市负责代管外面的县城不就行了吗？

　　看上去是可行的，于是地级市就诞生了。

　　地级市的职能和规模都非常的接近于府，但却并不是从当初的府直接传承下来的。

　　地级市的直接起源，是建国后的专区和地区。

　　专区来源于民国的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区是民民国废府存道的结果。

　　道来源于是明清的分守道，分守道介于省和府之间，最初属于省的派出机构，只不过后期逐步实体化了。

　　一个道通常由几个府组成，规模类似后来的重庆市。

　　民国的本意，是想改四级行政区划为两级，废掉省和府，只保留道和县。

　　实际行动中发现不现实，所以保留了省。

　　选择道而不是府，可能是因为府的称呼带有一定封建传统意味，革命时代就优先整体革除了。

　　所以地级市是府用道的尸体还魂了。

　　既然是借尸还魂，那就跟原版是有区别的，或者说是有某种问题的。

　　比如说“市辖区”，看上去与府的附郭县非常类似，但概念是在城市状态下形成的，是由市直接管辖的地方。

　　县的概念也已经变了，是不归城市直接管理的乡村，在法律上不是隶属于地级市下级机构，所以县是地级市“代管”的。

　　既然一个是直管，一个是代管，那就形成了区别，自然也形成了差异。

　　县是地级市的小弟，小弟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地级市不能插手，也不会在资源上有什么倾斜。

　　区是地级市的直接下属，不让他干的就不能干，让他干的就必须得去干，属于地级市统一规划和管理，也能得到资源倾斜。

　　有些县迫切的想要成为区，获得地级市的资源倾斜。

　　但也有例外的县坚定的拒绝成为区，因为他们对地级市没有认同感。

　　在最初的原始的“省、府、县”结构中，府是所有下属州、县共同的上级机构。

　　关键是府不直接管理基层事务，哪怕是府城自己的城市中，也会设立附郭县来管理城市基层政务。

　　比如应天府的江宁县和上元县，各自管理半个应天府城和郊外的一部分地区，看上去跟现在地级市的区没有区别。

　　但附郭县的政治概念与区完全不同，它们性质上是“没有独立县城的县”。

　　他们的所有政治地位，与应天府所辖的其他的城外的郊区的县，都是明确属于府的下属机构，且没有代管和直管之分。

　　古代的官员，不想当附郭县的知县，更愿意去当郊县的知县。

　　民国设置城市的过程中，通常是将建成区独立出来，建成区基本都是附郭县，所以城市就采用附郭县的名字。

　　例如庐州府附郭县是合肥县，设立城市的时候理所当然的成了“合肥”市。

　　最后合肥市又变成地级市，代管其他郊县。

　　其他的郊县并入地级市的时候就别扭了，我们大家本来都是庐州府的一员，现在我怎么成了你合肥的下属了？

　　你合肥变成地级市了，我为什么不能啊？当不了地级市我不能当县级市？

　　类似的情况有很多，像是东昌府聊城县变成了聊城市，曹州府菏泽县变成了菏泽市，黄州府黄冈县变成了黄冈市。

　　松江府上海县，变成了上海市松江区，这个级别完全颠倒过来了。

　　还有在设置城市的过程中，曾经将县政府迁到了郊外，专门负责郊外的农村地区，将城区留给城市管理。

　　比如顺天府大兴县和宛平县，本来都是管理顺天府城事务的，后来都搬出去成了郊县。

　　最后又在原来大兴县、宛平县管理的城区设置了东城区和西城区。

　　以至于有人以为古代的大兴县人也是农村的。

　　最后又撤县改区，大兴县和宛平县又变成了区，名字虽然还在，但是核心地区完全跑偏了，也是借尸还魂了。

　　最后的大兴和宛平，跟他们名字原有的传统，还有什么实际关系吗？

　　某些地方曾经打出过“宁市不区”的口号，拒绝成为地级市辖区，寻求成为县级市。

　　与此同时，新生的地级市、县级市，再加上固有的集市、市镇概念，让市这个名称下面的概念乱了套。

　　在西方文化入侵前，“市”本来就是市场的意思，城市中的类似坊和街道，城外的类似于乡镇，是县的下级机构。

　　只是市在性质上是商业区，坊则属于居民区，厂通常是手工业区。

　　这些自然形成的地域概念，本来就能将城镇的功能区正常区分，不用生造什么街道概念。

　　神洲本土自己自然形成的行政区划，本来就是最适合自己的，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必要去学欧洲人。

　　欧洲的city概念，根本就不应该翻译成市，用自治城还差不多。

　　现在的大明强盛而欧洲衰弱，大明不会有人想要参考欧洲模式改造大明的行政区划，反而用大明的行政区划去改造欧洲。

　　这样会出什么问题吗？会有类似于神洲强行用欧洲制度，导致的一堆烂账吗？

　　其他的大明人不会有这种想法，朱简烜还真的认真考虑了一下，最后觉得应该不会有啥大问题。

　　大明的行政区划，反而能将散乱的欧洲地方机构融为一体，整理成规范的体系。

　　后世欧美的地方行政区划，其实也有神洲化的倾向，只是他们在近代史上始终强盛，自我改革的动力并不大。

　　现在大明帮他们完成了这一点，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事实上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