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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天万界之大拯救-挽天倾 第两百九十七章 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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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渐西斜。

  崇政殿内的考生,基本都完成了答卷,开始最后的检查工作。

  毕竟,这次考试很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

  能否改变命运,就看这一遭了。

  因此,即便再怎么重视,也不为过。

  便是如范仲淹、梁适这等自信心十足的考生,也是一遍又一遍的复查。

  明星考生,也是有烦恼的。

  关注越多,压力也就越大。

  好在他们二人都是那种抗压能力极强的人,反复检查数遍之后,他们几乎做出了同样的判断。

  正常发挥!

  又过了一会,考生们先后提交了答卷。

  如同贡举殿试时一样,御药院的内侍们,负责收拢答卷,然后送往弥封处。

  黄昏降临,第一批誊录好的答卷已然送到了编排所。

  此次出任考官的分别是翰林学士晏殊,翰林学士李谘,判登闻鼓院事周起,以及御史中丞刘烨。

  毫无疑问,考官阵容十分的豪华。

  只是相比于贡举,考官的人数倒是少了一些。

  这也正常,毕竟贡举殿试的人数远比制科殿试多得多。

  不仅如此,制科的阅卷时间也比贡举殿试要少。

  只有两天时间。

  ……

  ……

  ……

  转眼间,两天过去。

  福宁殿。

  晏殊等人的工作效率很高,阅卷工作基本完成,如今只剩下最后一道评判。

  御前定等!

  制科及第后的待遇,虽然很高,但制科的淘汰率也是非常高的。

  高标准,高回报!

  此次参加制科的应举人,一共有五十六人,其中,三十六人连阁试那一关都没过。

  最终走到殿试的,不过二十人。

  而现在,能够被呈到李杰桉头的,不过五人而已。

  就这,还是李杰特地嘱咐过的缘故。

  如果没有提前打过招呼,只怕录取率更低。

  当然。

  这只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一科的考试结果,经晓通算可为师法科的考试时间,要稍微靠后几天。

  两者的考核内容,截然不同,自然不能放到同一时间同一考场。

  如果让经晓通算科的人参加此次殿试,录取率恐怕会更加的惨不忍睹。

  “陛下,经过臣等商议,贤良方正科,仅有五人,可入等。”

  说着,刘茂勤从晏殊手中接过答卷,然后递到了李杰面前。

  “卿等稍候,容朕阅览几分。”

  拿到答卷后,李杰先是翻看了一下卷首,果不其然,范仲淹、梁适、胡瑗,赫然在列。

  紧接着,他挑出了范仲淹的策论。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看到这句话,李杰不由微微一笑。

  果然很符合范仲淹的风范,教育为先,而这也是范仲淹一生都在践行的事。

  一以贯之!

  同时,他也想到了一件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在他的少年时期,学校的围墙上刷过类似标语。

  【百年大计,教育为先】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李杰,远比这个时代的人,更加清楚教育的重要性。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兴。

  放眼当下,亦是如此。

  如今活跃于朝堂之上的官员,都是传统教育下的文人,虽然其中不乏聪明的,能够领会自己意图的。

  但有些思想,难免是根深蒂固。

  如重文轻武、重儒轻法、重农轻商等等。

  (ps:宋朝的商品经济虽然发达,朝廷也没有过度抑制商业,但商业的地位确实不够高。

  在士大夫眼中,商业,不过是为国取税的渠道之一。

  且商人重利轻义,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

  言归正传。

  故此,在李杰看来,未来一二十年的时间,都是一个过渡阶段。

  在新学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官员,才是大宋崛起的主力。

  当然。

  旧有体系下的官员,也具备改造价值。

  范仲淹,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历史上的范仲淹,崇尚的是孔子,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然而,现在的范仲淹却觉得,明体达用更加重要。

  德行和实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不止如此,范仲淹还在策问中大胆写到,章句、注疏之学,俨然走错了路。

  】

  真正的儒学,当是古为今用,为我所需。

  此时,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已然有了一丝‘六经注我’的倾向。

  何谓六经注我?

  此话源自于心学大家陆九渊。

  【或问先生,何不着书?

  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这也是经书解读的两大派系。

  我注六经,重点在于‘六经’,‘我’必须要一字一句的解读圣贤书中的本意,不允许偏离,也不能牵强附会。

  训诂之学,便是这一派的重要分支。

  而‘六经注我’的重点则是在于‘我’,即六经只是‘我’表达观点的参照物。

  理学大家朱熹,就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

  朱熹编写的种种注疏,不知夹带了多少个人私活,圣贤书,只是他表达思想的工具。

  圣贤书中的本义,不重要。

  重要的是符合当下,或者说‘我’的观点。

  在朱熹之前,王安石也是这么做的。

  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直接编了一套《三经新义》,并且将其指定为唯一科举用书。

  所有考生都要学习《三经新义》,答题也要以此为准。

  先占领理论高地,让所有有志于科举的士子,全都学习自己的思想。

  如此一来,日后科举入仕的官员,天然就站在改革派一方。

  在某种意义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受到了《三经新义》的影响。

  圣贤本意,我不管!

  以我为准,才是最重要的!

  滴答!

  滴答!

  时间缓缓流逝,翻到最后,李杰发现众考官只给范仲淹评了一个五等,堪堪过线而已。

  如果不是范仲淹简在帝心,怕是连五等都难。

  想了想,李杰提起朱笔,直接批改了众考官的意见。

  此策,最低也是个三等。

  若不是考虑到前两等不授人,李杰甚至打算评个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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